人们通常认为，越穷、越无知、越没有社会地位、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越喜欢打仗，因为这些处于最底层的百姓们，总是希冀着通过战争来改变社会地位，打仗就可以洗牌了，社会的风力舆论似乎总是这样渲染。
谭纶就像肉食者里的一个异类一样，作为大明的大司马，他总是在鼓噪战争，总是想看血流成河。
这是一种典型甩锅的谬论，将战争的罪责，甩到什么都决定不了的百姓身上。
都怪百姓这帮乌合之众！是乌合之众的舆论风力，绑架治国的君子们进行战争，导致了生灵涂炭。
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穷人或者处于社会底层的人，可以决策发动战争，纵观历史，决定发动战争的，往往不是穷人，而是肉食者。
就连聚啸而起的民乱，都是百姓实在是米缸里没有一粒米，连路边的树皮都吃光了，土里的老鼠都躲不过，连观音土都被疯抢，跟肚子快要饿穿的百姓，讨论道德和礼义仁智信，是无耻之尤。
是百姓们不够勤劳吗？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获得足够的食物吗？
战争的罪责，不在、更不应该扣在平民的头上。
谭纶鼓噪战争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，只是为了警告某些人，掂量清楚自己的实力，朝廷有掀桌子的权力和能力，打不赢就别整天跟朝廷叫板。
张居正一直在竭力避免，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，必须要通过战争去解决。
而现在张居正同意了对南方诸多省份追欠，是他知道，南衙地面已经无法形成合力，对朝廷的政令抵抗。
追欠，南方权豪缙绅就只能认缴。
张居正划定了追欠的范围，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湖广、云南、山东，不再追欠的范围，山东供给辽东都司的一切粮饷。
谭纶提醒张居正，有些狗东西会一种倍之的手段。
张居正见过很多次，并且引以为戒。
朝廷要稽税，权豪缙绅官吏为了抵抗这道政令，就令自己的走狗四处设卡，百姓家里鸡生个蛋要抽税、走卒贩夫卖个早点就要扣个刁民的帽子大肆征税、农户在家里院子种点丝瓜恨不得摘了几个去，最终导致政令无法推行。
这种事一定会发生。
因为已经发生过了。
万历二年进士朱正色，在隆庆五年的时候，还没考中举人，就只是个秀才，在朱正色的带领下，三十多个生员，闯进了浙江处州府衙门，殴打了朝廷命官。
案情并不复杂。
说是：处州府同知江应昴假借朝廷名义，滥征赋税，损公肥己，农户的水草乃是猪饲料，从来就不纳税，但是江应昴愣是一百斤抽了十斤拿到衙门喂猪，一个和尚化了点斋饭，直接硬抢，做了午饭。
朱正色等一众生员去游园踏青，被江应昴抽分，朱正色说自己踏青，为何要抽分？这便打了起来，后来朱正色又去衙门告状，说江应昴打生员，浙江分守参议方岳不听，这些个生员，又把分守参议方岳给打了。
这事儿闹大了，传到了隆庆皇帝的耳朵里，隆庆皇帝下诏：生徒聚殴上官，大坏法纪，令抚按官穷竟其狱，无事姑息。
最后的结果是，朱正色一共三十二生员被剥夺了生员的身份，罢黜为民，处州府学空空如也，一个生员都没了。
处州同知江应昴被调任大理做了同知。
但是朱正色、冯椿等生员没过多久，就重新获得了生员的资格，并且朱正色在万历二年考中了进士。
张居正察觉到这件事有古怪，江应昴一个进士，跑去吃和尚化得斋饭？抽分农户喂猪的水草？
事实是：当时朝廷在追讨浙江欠税，已经投降权豪的同知江应昴，明面上遵从了这个政令，却加倍执行，设立钞关，连和尚的斋饭都不放过，引起了众怒，在这次游园踏青中，才爆发了斗殴。
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朱正色等人被削籍为民，江应昴调任大理而已，张居正连续上了三份奏疏都是石沉大海。
殴打朝廷命官，朱正色还能恢复生员身份，还能考举人，考进士，说明的的确确是官绅勾结在一起。
殴打朝廷命官事情闹大了，苛责过甚、吹求过急、追欠民怨横生之类的奏疏，不断的进入了内阁，最终追欠之事不了了之。
这就是典型的倍之。
权力是自上而下，同样是自下而上的，所以张居正才反复申明，有敢挠公法，伤任事之臣者，国典具存，必不容贷，张居正现在当国了，有胆子就来倍之！高拱不处置，看看朝廷、看看他张居正会不会超级加倍就是了。
大不了就打一仗，斗争激化后，才能冲和。
稽税这种事，小民口袋里连银子都没有，都是铜板，能收几个钱？工本费够不够都另说。
（浙江处州府生员冯椿等，以本府同知江应昴笞辱生员，朱正色父朱昹乃呼引诸生数十人，高诉于分守参议方岳，岳不为理，椿等遂群殴岳，鼓噪而出。事闻得旨：生徒聚殴上官，大坏法纪，令抚按官竟其狱，无事姑息。于是论椿等十二人充军，正色等三十二人各黜为民。明穆宗实录五十三卷）
张居正思索了片刻说道：“有票即征，无票则不征，无票征税，伸手就砍头。票是催缴票，但凡是不持催缴票随意追缴，则以谋逆论，瓜蔓连坐，国典具存，必不容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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